低谷是人生的助跑赛道

毛主席的人生低谷

陈毅曾说过： “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、冤枉和虐待的人，但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。他在监狱里受尽挫折，却始终没有丧失对革命事业的信念。……他被撤过职，受过党内审查，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，蒙受耻辱，被送往后方休养。没有人去看望他，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。”

1. 被骂为“乡巴佬”

1931年6月，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同一记重锤，击碎了党内短暂的平静。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，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们党的“一把手”。这一决定，仿佛一场无声的风暴，悄然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。

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，这三位出自同一师门的年轻人，带着米夫的教诲，满怀激情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他们坚信，只有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，中国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。他们眼中，中国革命必须像俄国革命一样，首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，才能掌握全国政权。任何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事物，都被他们视为异端，遭到无情的排斥和打击。

而在这个被博古轻蔑地称为“土包子”的教员，自然成为了他们排斥和打击的对象。1931年底，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，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（也称浙江会议）。会上，博古毫不留情地指责教员是“狭隘的经验主义”，甚至毫不客气地骂道：“你懂什么马列理论？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！”这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冲突，更是方向、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分歧。

到了1932年10月，更大的挫折降临了。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集体将教员选下了台。原因很简单：共产国际要求红军进攻南昌，教员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，不能出击；让攻打赣州，教员认为赣州铜墙铁壁，同样无法攻克。共产国际觉得，既然教员“不识抬举”，那就让他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吧。

1933年1月，博古一行经过长汀时，有人建议去探望正在养病的教员。这位年仅26岁的干部，竟然轻蔑地说：“小毛（那时已40岁），有什么好看的！”这句话，如同一把冰冷的刀，刺入了教员的心。

1931年至1934年，这四年是教员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。他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地说，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“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”。然而，这轻描淡写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辛酸与无奈？外人难以完全体会。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，略见一斑：“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
2. 被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”

在中国革命的浩瀚星空中，教员的名字如同一颗独特的星辰，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。他没有像其他早期共产党人那样，远赴法国勤工俭学，也没有踏上苏联的土地去汲取革命的养分。他选择了留在国内，扎根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，用双脚丈量中国的山川河流，用心灵感受人民的苦难与希望。

他曾这样说道：“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‘必要在什么地方’的理，‘出洋’两字，有好些人只是一种‘迷’。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，好的实在很少。多数呢？仍旧是糊涂，仍旧是‘莫名其妙’。”这番话，不仅是他对求学路径的独特见解，更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思考。他深知，知识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来源，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，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。

然而，教员的这一选择，也让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“孤立”。他没有像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等人那样，拥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情谊；也没有像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那样，拥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网络。他是一个没有“根基”的湖南伢子，却怀揣着干大事的雄心壮志。他的导师是中国的大地，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，他的信念是共产主义的理想。

但正是这种“孤立”，让教员更加清醒地认识到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。他坚信，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。1927年秋收起义后，他毅然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，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。他满怀信心地指出：“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，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，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，去保存力量，发动农民革命。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，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，但总有一天，我们这块小石头，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”

然而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。1928年，他被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，甚至一度被误传为“开除党籍”。这是教员人生的第一次低谷，他郁闷了一个月，直到见到中央文件后，才恢复了党代表的职务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，因为他深知，中国革命的道路，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探索。

1929年，教员与朱德、陈毅在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。核心问题在于“军队归谁领导、听谁指挥”。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，习惯于“长官说了算”，对党的领导感到不适应。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，教员被否定了建军思想，并受到了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”，甚至被选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。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下级夺权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内部同志不谅解，把我赶出红军，当老百姓了，做地方工作。”

1929年9月，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，教员因病未能参加。当他拖着病体赶到时，会议已经结束。此时的教员，面色蜡黄，脚和肚子都浮肿起来，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，病得很厉害。国民党媒体甚至造谣说，他已死于肺结核病。共产国际也信以为真，在《国际新闻通讯》上发布了讣告，称他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”。

离开红四军的140天，是教员人生的第二次低谷。他不仅失去了军事指挥权，还饱受病痛的折磨，身心交瘁。然而，正是这些低谷，锤炼了他的意志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他深知，中国革命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，但只要心中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，就一定能够走向胜利。

教员的故事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，更是一部中国革命的血泪史。他的选择、他的坚持、他的孤独，都深深烙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。他用自己的一生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——一个没有根基却心怀天下的湖南伢子，一个在低谷中依然仰望星空的追梦人。

3. 没有永远的低谷

教员的岁月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，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他的身影映照出时代的波澜与浮沉。

一个来自湖南乡间的青年，怀揣梦想，年方二十便来到长沙求学，随后又奔赴北京，成为无名的“北漂”。他没有声望、没有工作、收入微薄，更无拥有一处栖身之所的奢望。在老师的推荐下，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，微薄的月薪仅有八元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与七位朋友挤住在狭小的“棺材房”里，彼此几乎无处可转，每翻身必需小心翼翼地提醒身旁的伙伴。

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：教员初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，因照顾不周而遭到傅斯年的耳光。这段往事虽无确切证据，却揭示了他跌宕起伏的艰辛岁月。他回忆道：“因地位低微，我的生活在孤独中度过。我的职责虽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的身份，但大多数人并未把我视作同类。我见过如傅斯年、罗家伦等文化巨头，却因人微言轻而无法与他们深入交流。”

经过岁月的磨砺，教员投身革命，参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，开辟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再一次对他施以无情的打击：1928年，他在井冈山被误开党籍；1929年，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；而在长征前后，他失去了党权、军权，成为一名无职无权的“普通一兵”。

这八年的时光，正是他的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境，除了精神上的重压，生活的艰辛与健康的恶化更让他困顿——疟疾与肺病的侵袭，使他忍受着饥寒交迫的折磨。

然而，面对重重低谷，绝大多数人或许选择沉沦、消极，甚至另起炉灶，然而教员却以胸怀大局的姿态，默默承受，忘我工作。他始终关注着前线的战事，深入研究各种思想理论，实事求是地总结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，投入到每一个令他振奋的时刻中。

周恩来曾回忆，教员在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时，曾坦言：“需要我的时候，打个招呼我就来。”面对挫折，他不仅保持积极的态度，更努力争取他人的支持。张闻天，这位曾随博古批判教员的“二把手”，因权力中心的动荡，与教员重新建立了共鸣，逐渐认同了他的主张。而王稼祥，在一次次战斗中受了重伤，也在教员的陪伴中，找到了共同的信仰，从此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。

教员的行动展示了“把朋友搞得多多，把敌人搞得少少”的智慧。他以德报怨，在敌强我弱的时代中，广结良缘，让昔日的对手化敌为友。宁都会议上，王稼祥对教员的指挥拍案称绝：“教员的指挥是正确的！”

在逆境中，他从未沉沦，反而以求知若渴的态度回应生活的考验，自1932年秋起，他埋头于马列著作的学习中，奋发努力，足足两年，他如饥似渴，汲取着知识的甘露。周恩来曾在青年会议上提及教员：“他迎难而上，总是等待时机去不断说服。”

毛主席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中提到：“对于冤屈与不公，可以有两种态度：消极抱怨，或将其视为有益的教育与锻炼。”正是这一韧性与智慧，使他在风雨中屹立不倒，让生命在挫折中熠熠生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