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谷是人生的助跑赛道

12月 28, 2024·
张立权
张立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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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的跌宕起伏,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,
勇敢者总能于风雨中迎来光明

毛主席的人生低谷

陈毅曾说过: “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、冤枉和虐待的人,但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。他在监狱里受尽挫折,却始终没有丧失对革命事业的信念。……他被撤过职,受过党内审查,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,蒙受耻辱,被送往后方休养。没有人去看望他,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。”

1. 被骂为“乡巴佬”

1931年6月,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同一记重锤,击碎了党内短暂的平静。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,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们党的“一把手”。这一决定,仿佛一场无声的风暴,悄然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。

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,这三位出自同一师门的年轻人,带着米夫的教诲,满怀激情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他们坚信,只有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,中国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。他们眼中,中国革命必须像俄国革命一样,首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,才能掌握全国政权。任何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事物,都被他们视为异端,遭到无情的排斥和打击。

而在这个被博古轻蔑地称为“土包子”的教员,自然成为了他们排斥和打击的对象。1931年底,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,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(也称浙江会议)。会上,博古毫不留情地指责教员是“狭隘的经验主义”,甚至毫不客气地骂道:“你懂什么马列理论?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!”这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冲突,更是方向、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分歧。

到了1932年10月,更大的挫折降临了。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集体将教员选下了台。原因很简单:共产国际要求红军进攻南昌,教员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,不能出击;让攻打赣州,教员认为赣州铜墙铁壁,同样无法攻克。共产国际觉得,既然教员“不识抬举”,那就让他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吧。

1933年1月,博古一行经过长汀时,有人建议去探望正在养病的教员。这位年仅26岁的干部,竟然轻蔑地说:“小毛(那时已40岁),有什么好看的!”这句话,如同一把冰冷的刀,刺入了教员的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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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至1934年,这四年是教员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。他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地说,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“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”。然而,这轻描淡写的背后,隐藏着多少辛酸与无奈?外人难以完全体会。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,略见一斑:“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,再拿出来,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,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,连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,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
2. 被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”

在中国革命的浩瀚星空中,教员的名字如同一颗独特的星辰,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。他没有像其他早期共产党人那样,远赴法国勤工俭学,也没有踏上苏联的土地去汲取革命的养分。他选择了留在国内,扎根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,用双脚丈量中国的山川河流,用心灵感受人民的苦难与希望。

他曾这样说道:“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‘必要在什么地方’的理,‘出洋’两字,有好些人只是一种‘迷’。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,好的实在很少。多数呢?仍旧是糊涂,仍旧是‘莫名其妙’。”这番话,不仅是他对求学路径的独特见解,更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思考。他深知,知识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来源,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,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。

然而,教员的这一选择,也让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“孤立”。他没有像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等人那样,拥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情谊;也没有像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那样,拥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网络。他是一个没有“根基”的湖南伢子,却怀揣着干大事的雄心壮志。他的导师是中国的大地,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,他的信念是共产主义的理想。

但正是这种“孤立”,让教员更加清醒地认识到,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。他坚信,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,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。1927年秋收起义后,他毅然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,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。他满怀信心地指出:“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,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,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,去保存力量,发动农民革命。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,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,但总有一天,我们这块小石头,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,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”

然而,这一决定却遭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。1928年,他被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,甚至一度被误传为“开除党籍”。这是教员人生的第一次低谷,他郁闷了一个月,直到见到中央文件后,才恢复了党代表的职务。尽管如此,他依然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,因为他深知,中国革命的道路,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探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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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,教员与朱德、陈毅在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。核心问题在于“军队归谁领导、听谁指挥”。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,习惯于“长官说了算”,对党的领导感到不适应。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,教员被否定了建军思想,并受到了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”,甚至被选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。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下级夺权,他后来回忆说:“内部同志不谅解,把我赶出红军,当老百姓了,做地方工作。”

1929年9月,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,教员因病未能参加。当他拖着病体赶到时,会议已经结束。此时的教员,面色蜡黄,脚和肚子都浮肿起来,高烧不退,上吐下泻,病得很厉害。国民党媒体甚至造谣说,他已死于肺结核病。共产国际也信以为真,在《国际新闻通讯》上发布了讣告,称他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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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红四军的140天,是教员人生的第二次低谷。他不仅失去了军事指挥权,还饱受病痛的折磨,身心交瘁。然而,正是这些低谷,锤炼了他的意志,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他深知,中国革命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,但只要心中有信仰,脚下有力量,就一定能够走向胜利。

教员的故事,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,更是一部中国革命的血泪史。他的选择、他的坚持、他的孤独,都深深烙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。他用自己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——一个没有根基却心怀天下的湖南伢子,一个在低谷中依然仰望星空的追梦人。

3. 没有永远的低谷

教员的岁月,从来不是一帆风顺,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,他的身影映照出时代的波澜与浮沉。

一个来自湖南乡间的青年,怀揣梦想,年方二十便来到长沙求学,随后又奔赴北京,成为无名的“北漂”。他没有声望、没有工作、收入微薄,更无拥有一处栖身之所的奢望。在老师的推荐下,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,微薄的月薪仅有八元。为了节省开支,他与七位朋友挤住在狭小的“棺材房”里,彼此几乎无处可转,每翻身必需小心翼翼地提醒身旁的伙伴。

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:教员初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,因照顾不周而遭到傅斯年的耳光。这段往事虽无确切证据,却揭示了他跌宕起伏的艰辛岁月。他回忆道:“因地位低微,我的生活在孤独中度过。我的职责虽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的身份,但大多数人并未把我视作同类。我见过如傅斯年、罗家伦等文化巨头,却因人微言轻而无法与他们深入交流。”

经过岁月的磨砺,教员投身革命,参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,开辟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。然而,命运似乎再一次对他施以无情的打击:1928年,他在井冈山被误开党籍;1929年,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;而在长征前后,他失去了党权、军权,成为一名无职无权的“普通一兵”。

这八年的时光,正是他的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境,除了精神上的重压,生活的艰辛与健康的恶化更让他困顿——疟疾与肺病的侵袭,使他忍受着饥寒交迫的折磨。

然而,面对重重低谷,绝大多数人或许选择沉沦、消极,甚至另起炉灶,然而教员却以胸怀大局的姿态,默默承受,忘我工作。他始终关注着前线的战事,深入研究各种思想理论,实事求是地总结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,投入到每一个令他振奋的时刻中。

周恩来曾回忆,教员在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时,曾坦言:“需要我的时候,打个招呼我就来。”面对挫折,他不仅保持积极的态度,更努力争取他人的支持。张闻天,这位曾随博古批判教员的“二把手”,因权力中心的动荡,与教员重新建立了共鸣,逐渐认同了他的主张。而王稼祥,在一次次战斗中受了重伤,也在教员的陪伴中,找到了共同的信仰,从此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。

教员的行动展示了“把朋友搞得多多,把敌人搞得少少”的智慧。他以德报怨,在敌强我弱的时代中,广结良缘,让昔日的对手化敌为友。宁都会议上,王稼祥对教员的指挥拍案称绝:“教员的指挥是正确的!”

在逆境中,他从未沉沦,反而以求知若渴的态度回应生活的考验,自1932年秋起,他埋头于马列著作的学习中,奋发努力,足足两年,他如饥似渴,汲取着知识的甘露。周恩来曾在青年会议上提及教员:“他迎难而上,总是等待时机去不断说服。”

毛主席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中提到:“对于冤屈与不公,可以有两种态度:消极抱怨,或将其视为有益的教育与锻炼。”正是这一韧性与智慧,使他在风雨中屹立不倒,让生命在挫折中熠熠生辉。




一路的曲折,皆铸就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,而他以不屈的精神,向世人证明:生活的跌宕起伏,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,勇敢者总能于风雨中迎来光明。